中国移动互联网创新缺乏环境

不可否认，任何环境下，都会有英雄产生。

700多年前，在中国处于民族严重等级化、战争风火四处的时代，在江苏出了一代巨富沈万三。当朱元璋定都南京时，与皇帝对半筑城的故事更是成为一个在商人圈里的经典。

然而，沈万三再富，他的商业模式并未给替代元朝的明朝带来新鲜的经济活力，他的经商理念也未给明朝带来资本主义萌芽需要的市场经济模式。沈万三是一名将已定环境下将规则与条件发挥的淋漓尽致的人，而不是创新者。对于朱氏王朝而言，沈万三只是名商业与地主经济的代表，而不是新的生产力代表。一直到明朝万历即明神宗登基的第一个十年时期，张居正任大学士时，其亩丈法的实施才使明朝有了一定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在那短暂的十年前后，当时的中国从官方到民间均有大量的创新产生，在农业、手工业、印刷、纺织业到军事，均有一定的发展。在公元1600年之前的欧洲，当时中国的繁华、人文生活被欧洲人视为人类的天堂①。可惜张居正死得太快(死因就如现在IT圈中不少出名经理人劳累过度一样)，并且未给神宗进行适合的政治培训与指导，张居正时期的丰富财政收入造成了明神宗掌权后对财富的极具贪婪，直接导致明朝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走向灭亡②。

一个大的环境，是决定创新生存的基础。创新不等于简单的想个法子，出一个某问题下的解决方案或者把创新等同于创业就业，创新是种变革，是为某种目的下的效率提高或者方式改造。

当中国移动入股浦发银行同时，社会评论认为这是中国移动对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移动支付的战略部署及移动支付时代的启动信号。然而，另一方面，移动内外部存在认为中国移动对创新的支持力度不够的声音，甚至一些声音认为移动本身的体制问题，是对创新的阻碍。

确实，从梦网宣布被关闭支付，及中国移动为3G市场启动的几家基地现在半死不活的状态表现，以事论事上移动集团对于其内部管理并支持所应该的产品创新上力度明显不够。然而，仅仅将中国3G市场甚至移动互联网市场方面上表现的创新力不足归结于中国移动，那只是将问题片面化，甚至要移动本身背黑锅罢了。

从07年以来，视频许可证的要求成为中国民间互联网投资经营的法律门槛以来，至越来越严格的互联网内容监管，到三网合一试行时的许可证制度，中国民间互联网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狭窄，并影响到3G后的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网络上的创新，分为两类，一是技术标准上的创新，一是商业模式上的创新。两者相辅相连。而决定这两类创新的前提，就是网络创新后需要的政策环境与法律环境。

中国的互联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出现过商业模式喷井与技术喷井现象。在屏蔽了Facebook、Twitter国外网站后，在中国大陆，只是出现了类似的人人网、各门户网站的微博等应用。06年至07年走红的Web2.0概念与视频分享概念，均应法律环境的影响而步入了低谷期。中国互联网从民营化向国有化发展成为中国网络业的一个趋势。

这在三网融合与移动互联网概念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不否认在这种趋势下，会造就新的符合规则条件的新的亿万富翁，但这种创富模式如同沈万三现象一般，不是创新模式出来的，而是在“权法利”环境下，熟悉规则的人操作出来的结果。

中国移动自成立以来，除了在GSM上的成功发展，移动梦网曾经是在互联网概念下成功的创新模式。移动梦网对当时面临困境的新浪、腾讯公司进行了支付支撑，带动了网络公司增值业务的发展。因其支付方式的成功表现，更是刺激了各网络公司的创新发展，在梦网模式影响下，新的支付平台如支付宝、腾讯Q币产生，后两者带动了03至06年中国互联网消费市场的迅猛发展。

另一方面分析，移动梦网的成功，在于当时国内宽松的互联网环境。除了禁止经营反动言论、赌黄色内容，21世纪初的中国民间互联网投资非常火热，个人开发软件或者网络应用成为一种时尚，也丰富了网络内容与服务。移动梦网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而不是凭空产生。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移动梦网越来越不适合网络上的消费与支付需要，甚至因其支付链上的缺陷长期未改良造成被大量SP利用，使其陷入了2009年末的网络打黄扫非漩涡。

梦网的发展路线一方面暴露了移动本身对自己产品创新力度支撑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家在网络上监管日益严格化甚至政治化。

前者是公司集团的原因，后者则是大环境的原因。但后者，却是决定前者是否有利于创新的基础。公司做不好创新，是本身问题，但如果做了创新，而难有收效，就是社会环境问题。

目前在三网融合与互联网政策上的法律法规，至少暴露了以下问题，扼杀了在这些产业的创新动力。

一、视频许可证的门槛，拥有视频许可证，必须是国字号占据50%以上股份。三网融合的手机视频许可证，更是优先发给广电系的。

虽然研发一款CMMB或者支持 web video share的技术应用门槛不是很高，甚至说这样的技术背后，经营的关键是内容而非技术，从表面上看对创新没有太多影响。

但视频许可证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RIA(Rich Application)概念在中国的创新。欧美、中国的邻居印度与日韩，均在大力发展RIA应用创新。RIA的一个主要概念就是富媒体化，追求在视频、音频等流媒体基础上交互化。而RIA背后的支撑就是时下被大力炒作的云计算概念。

单为视频播放和内容分享，视频许可证不会对创新影响多少，但是RIA与视频应用脱不开关系。在国内这条政策的环境下，从民间到机构，是难以对RIA开展实质性的研发与市场投入。

比如在手机地图应用软件上，对地图标注内容添加视频简介，或者手机用户可在线对一个视频进行合成处理并发布，限于国内的环境，这样的平台几乎不可能在民间投资上出现。

在视频许可证与内容监管环境下，中国的云概念，云存储比云计算更为重要。

二、国有化占股，是权力地租的表现与深化。

技术标准创新被领导满意标准所替代，而在网络民间化走向国有化的过程中，权力地租就成为利润追求的主要手段而非技术与模式。

这将催生法律缺陷下的更深一轮的权力交易，类似中国前几轮的房地产炒作。权力地租对比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没有什么技术风险与经营风险。对于掌握视频许可证发放权或者内容经营与审核的部门来说，出租这些权力比自行投资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能够希望这样的机制下，国有占股的公司或者上级部门对创新有多大作用吗?当权力被出租到最下层的开发商手里，利润已经非常低薄，还有多少能力去做创新?

三、多头管理增加了创新的门槛与成本。

在政企不分的时代，多头管理相当于管理混乱，而在市场经济时代，多头管理部门就是创新的税赋机关了。

中国现在的环境，单一增值内容的市场经营，就牵涉工信、新闻出版、文化、公安几个部门的管理监督。电子商务环境好些，但并不排除电子商务将会面临日后工商、银监、税务、公安、教育部的多头管理监督。

四、以上环境造成的微观环境下创新的匮乏

中国移动拿到了TD，相对于WCDMA与CDMA来说，其3G环境恶劣于中国联通与电信，中国移动为了克服此劣势，吸收在GSM的成功与教训经验，在移动互联网狠下血本，可谓不是不尽力。

但一年来，中国移动甚至三家运营商，并未面临十年前运营商喜尔乐见的民间高涨的网络消费热情。尽管有金融危机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影响，但这并不成为3G及移动互联网消费能力弱的主要原因。

从2.5G的消费上分析，中国的移动手机用户并不缺乏在手机上网的欲望与动力，而是缺乏能够让他们消费的产品和服务。

中国联通引进IPHONE，中国电信引进MSN合作推广天翼，中国移动在阅读器、MM等上狠下功夫，并未引起普通消费者的兴趣。在移动互联网前期，消费者更是把3G当2G看。

这些问题的后面，实际暴露了中国的创新环境问题。观察家大多评论中国的3G应用开发缺乏平台、终端销售数量不够，或者MM不成熟，却很少分析熟悉IPHONE开发技术或者Android开发技术为何大部分选择在国际的平台发布应用。实际上在中国没有开放3G牌照之前，中国的智能系统研发行业在民间已经有了不少储备，但他们的生存只是简单的三种方式：一是在公司领一份正职工作，一是借SP生存其创新产品，或者在国际平台上兼职做开发应用。

一年期间，能够突出这些问题现象的就是中国移动应用商城(Mobile Market以下称为MM)。MM的定位是个移动应用软件超市，在2.5G、3G状态下为各手机系统用户提供丰富的手机软件应用，是Iphone App store的中国翻版。MM同时借用移动梦网成功的一面，出台了面对开发提供者3：7的收入分配模式。但这样的平台并未吸引熟悉技术的开发者青睐。哪怕是Android在国际上的大部分是免费性质，但开发者热衷于在国际上发布而少针对MM做开发。究其原因之一就是国内环境问题。

这背后是造成MM至今内容严重匮乏的原因之一。与移动梦网诞生时的背景不一样，MM太缺乏移动梦网当时所能够生存的互联网基础。MM即使现在重新定位成支付平台，生存环境也难以乐观。

我们无法预见2010后中国的移动互联网环境会怎么样，即使三网融合走向市场化，推出几个热门应用，如VOIP、CMMB，但这些不具备技术标准化的只是带来给少部分部门的利益。

当开放式的Windows mobile 7正式上市时，国际上对移动互联网的竞争会进入从技术到运营商服务的争夺阶段。国内可以采取引进技术、技术合资的形式开展业务，但，这已经不是所追求创新的移动互联网环境。

贸易上，这是进口。在商务部的报告中，可以做为对美国指责中美贸易顺差的一个数据。

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创新在国内已经缺乏了土壤，商业创新也难以获得技术创新上的支持。在环境中，会有适合的公司或者个人，在现有环境下做出有中国特色的移动互联网服务，但是，这不是创新，而只是应用，规则的利用。

①参考资料：A.P Newton， ed.，Travel and Travelers of the middle Ages;xer，South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等书均拿中国的道路、城市、土地、卫生、经济、商业方式、贫民生活与欧洲比较，认为中国好得多。马尔塞斯在《人口论.第一篇》评论中国是当时世界最富有并最具生产力的国家。

②参考资料与解释：《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中国多数的历史研究者，将明朝的灭亡归结于明朝的宦官制度及满清对汉族统治的取代。明朝腐败的宦官制度是当时封建制度集权化的必然，然而，明朝并未如欧洲一样，在集权化的腐败化同时走向资本共和，其一主要原因在于明神宗在位的40多年，集权化对之前资本主义萌芽的扼杀。明神宗对财富的贪婪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他不仅用无数理由增加人民的税赋，并且不将财政收入用于合理的开支，而是情愿烂在库里(对社会的收刮直接放皇家内库，但以政府财政外库名义收刮)，直接造成了当时社会生活质量的极具下降(国富民退的经典表现)。在清初，明末留下的社会名流编著的《明史》，很客观的反映了神宗时的历史，并将明朝灭亡的标志列为神宗时代。民不聊生的社会引发了社会动荡，最终中原四处起义，东北满清趁机建立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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