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渴求心理与文化自觉意识

瓜田推荐辞：这篇文章是在党的六中全会以前写的。现在来读，感到是对六中全会抓文化的一个很给力的呼应。作者梳理了全国百姓对文化渴求的诸多方面的背景，入情入理，对发展文化的路数和要解决的问题，也勾画了一个轮廓。

2011年11月6日，北京王府井书店陈列的传统经典读物

文化是一个社会制度存在的根基，是人们安身立命、身心和谐的基本。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与否，从根本上说，必然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是否具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自觉。从改革开放至今，虽然我党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从来没有忽视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促进改革开放，来确保改革开放的方向。从几个精神文明决议的通过，到文化产业的提出；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目标的确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思想的形成，反映了共产党人对于文化在社会发展中价值的充分认知。同时，民间和社会也表现出对文化的强烈饥渴现象：人们热切地讨论文化，学习文化，并激烈地抨击社会中一些“反文化”、“无文化”现象。这种“文化渴求”的心理和“文化自觉”的意识，出现的原因有多种因素，至少以下几点不可忽视：

第一、这是民众在经济发展到一种程度后，期求自我身份得到承认的强烈心理反应。中国上世纪末提前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近来又积极地应对了这次金融危机，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获得了极大地提高。长期孜孜以求的经济发展阶段性目标基本实现之后，尤其是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后，中国民众希望借此得到世人对中国身份的认同。这种认同最根本的是对中国的文化认同，体现在我们独特的文化具有恒久的吸引力，这种文化的认同方能增添我们的自豪感。这种现象既不会出现在物质落后的国家，也不会出现在总体实力很强大的社会，往往出现在经济处于起飞阶段、经济发展具有潜力和活力的国家和社会。

第二、这是民众对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不够明确和社会继续进步并非信心十足的体现。我们的经济发展虽然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是很多相应的制度并未健全，人才优势、技术优势不足，这使得人们对于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感到不明确，对于社会能否持续发展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自信。为了排解这种不自信情绪，为了寻求更为安全的出路，人们不自觉地从文化角度来思考发展方向和对策。

第三、这是民众对政治稳定、社会安全持续性的某种担忧的表现。虽然我们有强有力的党的领导，但由于国际上出于意识形态因素、国家利益因素而反共、反华势力的存在，国内的某些分裂势力的存在，以及由于体制、机制不完善而出现的一些有损社会公平的做法，等等，使得一些人对于政治稳定和社会的安全存在某种担忧，希望通过文化反思和文化重建来增加安全感。

第四、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暂时“不争论”策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要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同志为了保证改革的效率和速度，对于一些短时期内纠结不清的理论问题采取了“不争论”的策略，按照“三个有利于”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标准和思路来开展我们的实践，这被实践证明是极其正确的决策。但是，当我们的主要阶段性目标实现以后，一些当初不争论的理论问题却变成了现实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腐败问题、进一步发展的目标问题等，都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传统的理论无法解决。于是，人们希望通过从文化角度来寻找答案。

这些现象的出现从长远来看是好事，它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从物质领域向文化领域发展。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那就是不能病急乱投医，不能把任何问题的解决都诉诸文化，尤其不能随便拿某一种既成的文化形式来当做灵丹妙药。我们要对一些具体的“文化热”保持客观全面冷静的态度，决不能简单全盘认同。比如，在关于“国学热”的问题上，我们不能指望简单地复兴国学，就能解决中国的现实身份和精神家园问题。张岱年先生早就说过，儒家作为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也就是说，企图用儒家经典、思想来直接解决当下时代问题是不可能的。儒学是国学的重要甚至是关键性内容，儒学不能解决中国今天的问题，其它的国学思想更不可能担当这个责任。同样，我们也不能指望简单地搬用西方文化来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以基督教为重要依托的欧美文化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对于有特殊文化历史的中国来说，它是不可能发挥同样作用的。

稳妥有效的做法，就是按照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思路来创造出新时代的中国文化，以此作为我们民族的魂魄，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这种文化发展思路的集中体现。按照这个思路，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优秀文化，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文化形式来，为我所用，利我所需，铸我精神，固我根本。（文：程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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